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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人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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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青人问题研究第一章穿青人的发展历史第二节穿青人的形成过程(资料)  

2011-04-30 19:43: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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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青人问题研究第一章穿青人的发展历史第二节穿青人的形成过程(资料)

(2007-08-14 17: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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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青人

分类: 穿青人家

liyuzhi校对

    第二节穿青人的形成过程
    穿青人的前身是汉化的统称为“土人”的诸多族类,他们多以江西移民的身份自我标榜,但是由于中央政府与贵州少数民族政权长期争斗不己,他们无法有效融入汉族主流社会。未能有效融入汉族的部分,由于他们同汉人官府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都有着矛盾,往往被两方所排拒,所以不得不到处迁徙。
    一、穿青人祖先在贵州生活及迁徙的记载
   《重新调查报告》援引穿青李姓家谱:“我祖代龙公原系江西吉安府卢陵县延福乡大塘杉树小桥边三条堰孔雀塘李家湾人氏,因洪武调北征南,随军贸易流落四川,后到贵州北门马蓬街居住。”又云:“李公代龙于壬辰大明永乐十年由江西而入贵州,住马莲街”。《代龙公年谱事迹》(乾隆五十八年李仕儒所作):“代龙公生于大明洪武二十六年癸酉岁,阅六年而终洪武之世,又四年属建文,又十年属永乐,是为壬辰岁自江西入黔,十七年己亥六月六日平苗寇,又五年至洪熙元年、宣德十年、正统十四年,景泰七年岁在丙子,公以五月初五日寅时终,葬虎场之大坟山,身历七朝,寿六十四岁。”
    援引龙姓家谱(民国壬戌年刊):“龙远贵是我烈祖,祖籍原是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管下青风里十甲大桥头龙家村,姚尹氏生五子,长子桂山。……桂山升山东巡府(抚)一任,为官清正,爱民如子。明洪武初立,七年调北征南,蒙洪武主救封云南至(制)台,驱宣慰于水西,改黑羊箐以作省城,我祖与张、王、李一十三姓落贵州龙井巷,告老归林,葬于五指山前,官名天鳌。”又载:“遐想我太祖天鳌公本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左街人氏,一至洪武主开辟黔疆,调北征南,驱宣慰于水西,改黑羊大箐以作省城,我祖遂于万历年间与张、王、李一十三姓推西南去吴赴黔,先至黄平州居住,又迁龙里城数年,又移黔省龙井巷。……独于天启之时,我太祖偶升云南金沧道台,仕官有年,然后告老归林,始于贵州贵筑县所属谷池里下五甲苟找园落业。”又《天鳌公碑序》载:“我太祖自皇明嘉靖年间来离豫章,授职古滇,毫面终老,落籍于黔。”
    援引张姓家谱:“正雄公卢陵县库生,出任湖南渭阳县,后升湖北郧阳道,授二品官衣帽,升官二级。因调北征南,特授贵州全省兵部尚书按察司,恩加三级,记录第十次,以总兵职领军入黔。”另载:“正雄公卢陵县库生,中令洪武二十六年癸酉岁出仕湖南末阳县,连升湖北郧阳道,嘉庆(靖)三十二年间升授贵州按察司。”另又载:“我祖正雄公,洪武七年居仕贵州省为按察司,居官廉洁。后年迈改仕归,居民不忍去,留住贵州茨南门,置有田庄。”
    从这些记载明显可以看出,穿青人祖先的入黔时间前后颠倒,前后不一,其官位也都十分显赫,光“金沧道”就有七八个,还有的是“镇国侯”、“通陛侯”等等。而今天可以看得到的这些显赫的祖先们的坟墓相对于他们的官爵来说实在是太不相称了,几乎都只有一个小小的土堆。位于清镇的王家始祖的坟墓如今十分气派,但却是王家后人人丁兴旺,人多势众之后为族表祖先而培修的。从这些记载当中反映出来的是穿青人对于汉人中央政府的向化之意,遂不惜在家谱中作假以给自己脸上贴金。直到今天这种虚荣心式的作法还可以看得见,笔者曾参加过穿青人张槐升的丧礼,虽然死者生前跟当地的领导干部没有任何往来,但花圈当中却赫然有一个落款为当地县委书记所送。这种做法在当地是一种习惯,而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容易看到的。
    穿青人在贵州的居住地有着变迁情况,结合穿青人家谱记载,并按穿青习惯把明初居住在贵阳一带的祖先作为一世祖。
    第一阶段:落业在贵阳、清镇等黔中地区生活。
    1、李姓,一世祖李代龙迁清镇县三寨虎场,段葬该地,有碑。

    2、卢姓,一世祖卢复胆迁平坝县齐百房茅草寨,卢复义迁大方六龙。

    3、张姓,二世祖张胆迁清镇沙鹅,段葬该地,有碑。

    4、郭姓,二世祖郭云忠迁清镇泥窝,段葬该地,有碑。

    5、陈姓,二世祖陈大道迁平坝齐百房,段葬该地,有碑,陈大金迁大方六龙。

    6、龙姓,一世祖龙天鳌迁清镇苟找园,段葬该处,有碑。

    7、杨姓,三世祖杨自发、杨自学落业清镇杨家院,段葬该地,有碑。

    8、王姓,四世祖王忠仁迁清镇沙鹅,段葬该地,有碑。

    关于这一阶段的迁徙,穿青人的传说中认为入黔始祖来贵州后都落籍贵阳及周边的清镇等地,时间便是“调北征南”的洪武年间,入黔始祖也都是“戎马入黔”,因军功而至按察使、制台等职。而根据族谱,穿青始祖来黔时间说法不一,即以李氏始祖李代龙来说,其入黔时间便有洪武年间说、永乐年间说、嘉靖年间说等等。出现这些混乱不清的多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些家谱都是出自编造。江西人入黔定居的固然是有一部分,但更多人根本就是住在当地的人,为了标榜自己的汉人血统而编造了从江西迁来之说。另有少许可能是明永乐年间削思州、思南两大土司及万历年间李化龙平播州杨应龙之乱后从思州、播州等地迁来。
    第二阶段;由黔中向水西地区迁移。
    1、张姓,四世祖张弘酞迁织金化起,段葬牛场大麦,有碑;张进迁水城归集。

    2、何姓,四世祖何士通迁纳雍水淹坝,何莺、何凤迁黔西,何君选迁六枝。

    3、陈姓,四世祖陈进德迁织金大猫场大水田。

    4、王姓,五世祖王思周迁大方六龙;王玉白迁织金板板桥。

    5、安姓,六世祖安维敬迁大方白布河。

    6、杨姓,九世祖杨君命于万历四十年迁大兔场茶林脚(今纳雍),段葬该地,有碑。

    第三阶段:即明末清初大量迁入水西腹地之黔西、大方、织金、纳雍、水城、六枝等地,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这次迁徙应是吴三桂平水西的直接结果。(穿青人祖先迁移情况材料来自《重新调查报告》)
    这种迁徙并不是象穿青人知识份子所认为的那样是穿青人祖先作为一个整体有意识地进行集团性迁徙,迁徙是自发的、随意的,以同姓宗族为单位全部迁走的情况并不多,也并不都是全部迁往同一个地方。如迁到紫云县火烘乡的杨家融入当地苗族,留在平坝县天龙镇的陈家加入当地的“屯堡人”集团,而留在清镇的杨家、周家则多数融入汉族。虽然在今天这些同姓的宗族内部的成员被分别识别为不同的民族,但是由于他们家谱的传承所起的维系和认同作用,他们也往往并不否认自己也是穿青人。这样就导致了同一个姓氏宗族甚至于同一个人,都可能在自己的族属问题上发生疑问,其“民族意愿”也就变得复杂异常。
    二、从“土人”到“里民子”、“县民(羡民)”
    1、“里民子”。在1955年《调查报告》中说道:“安顺区和毕节区都有一种人被称为‘里民子’,经过我们的调查,他们也就是穿青。‘里民’就是穿青家谱上常见的‘四里人民’,也就是编里纳粮的‘民家’。这也是说明了穿青早期的身份。”穿青知识份子对里民子是穿青的说法是不但接受而且也是附和论证的。通过查阅有关资料和实地调查,“里民”和“穿青”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有相似之处,但是其中亦有部分不认同为“穿青”者,在威宁的“里民”多数已认同彝族;在晴隆县的仍坚持自己为“里民族”;在关岭县的则自报民族成份为“黎族”。具体情况下文将有说明。
    “里民子”一词出现于清代史志当中,当与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推行里甲制度有关。和“土人”一样,“里民子”也是许多人群集团的泛称,所以各地“里民子”的风俗亦并不相同。但是其分布范围却比“土人”要小,其原因是黔东黔南旧属湖广,改土归流和开发较早,汉化范围较大,程度较深,土司土官不在了,“土人”也就不再存在,几乎全部汉化,其汉化过程止于“土人”。清道光时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思南府》对这一历史进程有一段再明白不过的说明:“黔省郡县惟思南属归流最早,是以境内悉系土著民,既无客户,亦无苗种。”而黔西北开发较晚,水西土司虽已归流,而大大小小的土目尚在,其治下的“土人”也就仍然存在。但这些“土人”与其他地方的“土人”也都是一些有汉化倾向的人群,在清代自改其称叫做“里民子”,其意即编入里甲的居民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这样,在黔西北就比黔东黔南多出了一个“里民子”的汉化人群集团的泛称。变成“里民子”的“土人”是靠近汉人居住区的那部分,他们居住在从今平坝到睛隆一带的明代屯军沿线以及黔西、黔北各州府县治的周围,受屯军和汉民影响较大。由于“土人”和“里民子”都是汉化的人群,所以人们在习惯上往往把“土人”和“里民子”混称,这是常见的现象。
    清乾隆时爱必达《黔南识略,水城通判》记载:“水城厅:苗有白儿子、倮罗、蔡家、仲家、花苗、披袍仡佬、里民子,族类繁多。男皆剃发,通汉语,颇知耕织。”
    清嘉庆时李宗防《黔记》卷三记载:“里民子,在贵阳、黔西、大定、清镇等处。男子多贸易,妇女穿细耳草鞋,勤俭耕作,闲则纺毛布作衣,爱养牲畜,常带入山作活。每岁节与汉人同。”
    咸丰《安顺府志.地理志风俗》:“里民子,相传皆外省籍,其流寓本末无考,衣尚青,妇女不缠足,耕田。”
    宣统《贵州安南县乡土志.第一编.人类》:“僮家,有里民子,衣尚青,又曰穿青,在泛罗冲。妇人髻管长簪,耳垂大环。男子尚知礼义,亦有读书入泮者。”
    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里民子,在清镇、大定、黔西。”
    民国《镇宁县志.民风志.民族》则记载了今镇宁、水城、威宁等地的里民子:“昔年有所谓农家子、蔡家子、李(里)民子,语言装束渐同汉族,惟妇女不缠足,是以知之。今则无甚差别。西乡果寨一带犹有李(里)民子遗裔,故老类能言之。他若水城、威宁之李(里)民子,犹复短衣长裙,另有乡谈。”
    与“土人”一样,“里民子”也有一个与汉族认同的过程,他们认同为汉人的过程往往是伴随“土人”认同汉人的过程实现的。
    同样是道光《安平县志.风土志》,把“土人”、“旧人”、“里民子”三种混称在一起,说:“土人所在多有,县属西堡尤甚。......因居土日久,故曰土人,又曰旧人。......一名里民子,衣尚青,妇人以银索盘头。”
    光绪《永宁州志.风土志》的说法和道光《安平县志》相近:“土人,相传为明洪武时与屯军先后至者,因其居土日久,故曰土人,一曰旧人。一说土人,楚人也,一名里民子。衣尚青,与屯堡人无甚差异。妇女不缠足,男子闲贸易,耕作多妇人为之。岁时礼节多有楚风,正月元旦以至十五击鼓以唱神歌。”
    民国时贵州安顺人黄元操的《贵州苗夷丛考》第一编第一章《苗夷之名称》对“里民子”的介绍基本照搬道光《安平县志.风土志》中“土人”条:“明洪武时屯军于黔,其亲属随征而至者,以其非军籍也,别之曰县民。以其居土日久也,呼之曰土人,又曰旧人,又曰旧缨子。一说土人,楚人也,土楚音混,故云。元末陈友谅反明,明太祖灭友谅,分兵剿其余党,皆逃入黔中以避诛戮,是之谓里民子。”
    2、县民。这个称呼应当和“里民”一样,是编户之民的一种说法。在穿青先人使用这个名称的时候,他们还是自认为也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是国家的正式居民而非蛮夷,这种需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除道光《安平县志.风土志》及其后的民国《平坝县志.民生志》承认“称为县民,以别于屯军”之外,《黔南职方纪略.大定府》也说道:“……里民子即县民,老巴子即民家子,二种本非苗类,其朴野几与苗人相等。”而有一些官府和文人却也是不买这个账的,在提到这个族体时,均将县字用同音的“羡”加以代替,其意义与“闰”同,自是指这些人是编外乃至化外之民,是可有可无的。清道光《大定府志.谕民二十条》:“各里苗民颇称淳良,惟夷种六额子、羡民等素好滋事,逞忿争讼。遇有雀角事件,不投约甲里处,不听乡命劝息,任意架谎蒙控,一经提讯,全属子虚……”。道光《大定府志.疆土志》记载了“羡民”的分布状况:
    ......

  悦服里,寨三百八:
  ......莫大,去以冲五里,侬民大寨;

  小莫大,去莫大三里,仲民(即仲家,布依族旧称)大寨;

  ......大丫口石板河,去大麻窝十里,羡民大寨;

   阿聋底,去石板河二里,蔡民大寨;

    大坡脚,去阿聋底五里,羡民大寨;

   七家桥,去大坡脚五里,羡民大寨;

  旧官寨,去七家桥三里,夷民大寨;

  ......

    嘉禾里,寨百五:
    ......写工谍,去兔场三里,羡民大寨;

    ......糯谷作,去铜厂二里,羡民大寨;

    法地,去糯谷作五里,羡民大寨;

    ......下五罗,去阑腰管五里,羡民大寨;

    ......阿达坳,去法都裸二里,羡民大寨;

    下树溪,东距城二百里,羡民、英民大寨;

    ......逞谍胯,东距城二百里,与本里之七甲毗连,夷、僰(音波)、羡民大寨。

    ......
    大有里,寨百七十九:
    ......堕机(今多吉),去以那架五里,汉民大寨;

    魁书寨,去大桥边五里,羡民大寨;

    瓷瓦寨,去抵那河五里,蔡民大寨;

    曲善坡,去以那架五里,羡民大寨;

    尖山脚,去以那架三里,羡民大寨;

    背作,去岔河五里,羡民大寨.汉一户,男五女七。

    ......
    所记“羡民大寨”百余个,经对照,都是现在穿青人居住的村寨。从记载的情况看,“羡民”是与布依、彝、苗、佗佬等族杂居在一起的,封建官府和文人把他们当成是“苗民”的一种。但无论是“里民”还是“县民”,这些称谓都可以视为是他们的自称,都表达了这个人群加入汉族集团的愿望。
    三、“穿青人”成份及得名传说分析
    如前分析,“土人”、“里民子”、“穿青人”是各个不同时期汉化人群的泛称,这是一条纵向的线索。根据史志及调查表明,与“土人”一“里民”一“穿青人”有渊源关系人群还有以下一些,他们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有部分成员加入了这一汉化的人群集团的系列,这也可以算作是横向的线索。按笔者粗略的估计,其构成比例大小次序为:
    1、宋家。所谓宋家,是水东土司宋氏统治下的人们,在较长时期内也曾被认为是“土人”。如民国《平坝县志.民生志》记载:“宋家系楚人,土人即专指宋家。”“宋家俗又呼为穿青,平邑此族尚多。”水东宋氏土司,号称明代贵州四大土司之一。因为长期统治今鸭池河以东(今贵阳及龙里、贵定等地区)而得名,由于其衙署长期在洪边寨(今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镇),又名洪边宋氏,又由于元末明初任贵州宣慰同知职,故而又称宣慰宋氏。据传水东宋氏原籍镇州(今河北正定),隋代随军人黔。明初,宋阿重孙宋钦与水西霭翠归附明朝,明朝以霭翠为贵州宣慰使,宋钦为贵州宣慰同知,令二人同迁贵州城,明确安氏治水西十五则溪,宋氏治水东十二马头。明天启元年(1621)宋万化袭土司职。次年,宋万化随水西安邦彦反叛,先攻下龙里,继又参与围攻省城贵阳。天启三年(1623)在羊场大塘被擒斩,其子宋嗣殷擅袭土司职又叛,后明军攻破宋氏老巢洪边寨,宋嗣殷将衙署迁杨黄寨(今开阳县城),崇祯三年(1630)又被擒斩。明朝于崇祯四年(1631)革除宋氏土司职,以其所辖水东十二马头地置开州(今开阳县城),结束了水东宋氏对水东地区长达千余年的统治。宋氏土司治下的民众在土司的影响和汉政权的压力下也逐渐汉化,编造了来自于春秋宋国的传说,以声明自己是中原移民。一部分穿青人的家谱当中记载说他们的祖先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宋国人,穿青人自我识别材料讨论稿援引穿青周姓家谱说,春秋时期祖籍是今河南开封,到了周夫概、周夫百弟兄二人之时因国家被灭,周夫概才亡国奔楚,流落江西。五胡乱华之际汉民族南迁,才随着南迁定居江西,即所谓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是也。这就说明部分穿青人是来源于宋家人的。
    2、仲家/僮家。仲家和僮家为布依族、壮族的旧称,在古时它们属于百越集团,在西南分布极为广泛,从现有资料看,穿青人和仲家/僮家渊源极深。《黔南职方纪略,苗蛮》载:“汉末大姓有童氏者,其部族即为童家……童家之别有老土(疑为“土老”之倒,“土老”在云南称“土僚”,认同为壮族)、里民子……童家苗威宁有之,服食与汉人同;里民子水城有之,服食同童家;老土威宁有之,服食同里民子。”道光《大定府志.疆土志》记:“又有童家子,风俗与龙家同。土老即里民子,性醇力农,间有习诗书者,俗亦同龙。三者一种也。”宣统《贵州安南县乡土志.第一编.人类》里面记载道:“僮家,有里载家民子,衣尚青,又曰穿青,在泛罗冲。妇人髻管长替,耳垂大环。男子尚知礼义,亦有读书入浮者。”民国《大定县志.风土志.苗俗》记载与道光《大定府志.疆土志》基本相同。在传统民间彝文唱本《水西传》里面,有彝语称为“撒土(啥吐、啥土)”的穿青人,而“撒土”在彝语中又可指称“仲家”,可见穿青的一部分和布依族确实不大容易区分。(贵州省毕节专署民族委员会彝文翻译组翻译,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整理编印《民间文学资料》第三十四集《彝族洪水泛滥史、水西制度、水西全传》之《水西全传》第五章中有“阿比那由(即比喇,今织金县),穿青六百万”之语。而《重新调查报告》此处则引为“阿比那由,啥吐六百万”,殆译本不同之故。)根据《布依族简史》,布依族也有部分过去曾被称为“土人”,这也应当是汉化较深的部分,与后来被称为“里民子”和“穿青”的部分有着很密切的承续关系。
    3,彝族。陈英先生认为:“分布在黔西北织金、纳雍一带的穿青人,即彝文书记载的‘陀尼’和汉文书记载的‘青衣’。按‘陀尼’彝语对译为‘衣青’名形结构,义为‘青衣’。《西南彝志》卷六《恒的另一家》里说:‘陀尼,尼之裔’,意思是说:陀尼,乃古夷人尼部族即青夷的后裔,他们从古青衣国即今四川宜宾(尼知落拇)一带南下,分布于黔西北。因为他们的先世较多吸收了汉文化,而且居住滇东北彝区的东部,所以被称为‘菲啥’。(陈英《黔西北民族关系史简论》,《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啥”(“撒”)是彝语中对汉人的称谓的译音,对“啥”加不同的修饰词可以说明这个族类和汉族的关系如何,或者说是其汉化程度如何。这一带的穿青人旧时又被称为“杀天苗”,其得名估计与彝族男子头饰“英雄结”有关,也说明部分穿青人与彝族的紧密联系。在今天穿青人聚居的地区,彝族曾经居住和生活的遗迹也比比皆是。当地人传说,彝族在此居住的时候,有“九底十八戛”的说法。如织金县以那镇原叫做“以那戛”,果勇村原叫做“果勇底”,“戛”和“底”都来源于彝语当中对大小不同的居民点的称谓。而“以那”一词,原为彝族益那系部落首领而演化成的部族名的汉语发音,建立过政权。在彝族地区,除多种文献的记载涉及益那外,还保留了一大批以“益那”命名的地名,黔西北地区除了织金县的以那镇,还有大方县的以那乡、威宁县的逸那镇、赫章县的以那乡,小的如益那堵、益那浴、益那惹则多如牛毛。
    4、杨保/杨黄(佯黄)。前引明嘉靖《贵州通志》、清乾隆《贵州通志》等,说道在施秉、铜仁等的地方的“土人”,“系思、播流裔”,“亦杨黄之属”,是说这些地方的“土人”多半是播州杨氏和思南、思州田氏土司统治瓦解后迁移到各地的遗民。播州的土司的族属,谭其骤先生认为出于沪人,但其治下的群众则有很多少数民族,因为依附杨氏家族,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被称为“杨保苗”,谭先生认为:“播之旧民,悉为杨保,他族寄住者,仅极少数耳。”(谭其骥《长水集.播州杨保考.五杨保同化诸族》,人民出版社1994年)在明末杨应龙叛乱战争中,其治下的杨保受到很大牵连,明代李化龙《平播全书.播州善后事宜疏》说:“播土旧民,自逆酋芟夷之后也。大兵征讨之余,仅存者十之一二耳。”由于播州和思州是今属贵州的地区当中开发得最早的,这两处汉化痕迹甚重的“土人”,就常常被当地官府作为同一种人来看待,往往“思、播”并提,而且“杨黄”、“杨保”并提,比如《黔南职方纪略.苗蛮》就认为:“播州杨氏其族属在贵州者曰佯黄。”谭先生关注的杨保只限于古播州即今遵义地区,而有一部分杨保实际上也进入了水西地区,成为今天穿青的一部分。光绪《水城厅采访册.食货志.土俗》记载:“土人,思、播流裔……”其习俗与今天穿青相同,而在今天织金县的以那镇,还有一个叫做“杨保寨”的村子,全村90%以上的居民都为杨姓,自报为穿青人,传说其始祖为杨自学,估计也应当是播州杨氏统治下的“土人”迁移而来。
    5、屯堡人。在黔中及黔西北地区有句话叫做“穿青大屯堡,屯堡小穿青”。屯堡人的来源据称来自江淮的南京及凤阳等地,亦有说来自江西者,其风俗当中拜五显、演地戏、过去忌说猴子的内容与穿青是一致的。在多数的学术著作和当地旅游宣传当中,人们都采信屯堡人是600年前明朝“调北征南”、“屯田戍边”而来的江淮汉人的传说,认为这些人移到贵州后聚居形成了屯堡村镇,村民至今仍衣着明代古装,保持着明清时代的传统和习俗。由于后来进贵州的汉族服饰已有很大演变,两相陌生,屯堡人曾因此被视为“少数民族”,而费孝通教授则称其为“穿青人”。(费孝通认为屯堡人即穿青人的观点引自谢念《屯堡:最后一丝体温》,《中国青年报》1999年11月23日)屯堡人当中的陈姓,传说是陈友谅之兄陈友德(按《明史.陈友谅传》友谅父辈才五子:长友富,次友直,又次友谅,又次友仁、友贵,无友德之说)之后,与穿青人陈姓的祖先传说相同,由此也足见屯堡人与穿青人之间的深刻联系。康熙三十一年(1692)《贵州通志》卷三十载有一幅“土人跳鬼图”,其画面和现在的屯堡地戏表演十分相似。很多关于屯堡文化的论著也都往往取当地有关“土人”的记载来作为屯堡人的史料。
    6、民家。《重新调查报告》援引大方县以那乡穿青张瑞明说,解放初期的1950年,政府对少数民族作了解,当初统战人士汪筱恒叫我去毕节报我们这个族称。他说报这三种,上边不论确定哪一种都行,一是报穿青,二是报杀天苗,三是报民家,当时是李访尧(彝族人,当时毕节专区行署副专员)接待我们。他抱出了很多画谱来,叫我看图对照,最后我报了穿青族。这条材料反映:“穿青”一词在当时的确还未成为大家公认的称呼,只是在以后数十年的“民族化”过程当中不断在大家心里强化而成。在黔西北的“民家”,是与“军家”相对而言的,他们也就是穿青,1955年《调查报告》己有交待。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多数“民家”人认同了白族,这或许与云南自族过去自称“民家”有关。黔西北的白族,原有“龙家”、“京族”、“民家”、“白儿子”等,自1988年与云南省大理自治州白族认同为一民族后,从此改称为“白族”。在今天穿青人中心地区,“穿青”与白族共同居住互相通婚的情况很普遍,以织金县板桥乡红光村为例,据随机抽样统计,100户家庭当中,有36户都是青白共同组成。
    7、其他。除以上人群而外,诸如苗族、仡佬族等的先民都可能有部分加入了“土人”一“里民子”一“穿青人”集团,由于材料不甚集中,此处不单独列出,只在后面视行文方便点出。
      “土人”一“里民子”一“穿青人”集团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在吸纳不同的人群,同时也在不断分化,并不稳定。即使是今天看上去似乎比较成形的“穿青人”集团,内部也远未能达成关于祖源、文化的统一共识。唯其有迹可寻的,反倒是他们的汉化历程。“土人”、“里民子”和“穿青”都是不同时期汉化人群的一些汉语称谓,正是在这些称谓下,来源复杂的诸多人群才有一个重要的认同依据。“穿青”一词的确切来源不可考,起始时间亦不可考,应当是在民间相沿既久,约定而俗成的一个称号。估计其在当初是某些人群集团的他称,是周围人们根据他们的服饰特色来加以命名的。可以说这个命名是相当模糊的,因为在当地以青色为服饰主要色调的民族远不止一个。比如咸丰《安顺府志.地理志.风俗》载:“里民子:相传皆外省籍,其流寓本末无考。衣尚青,妇人不缠足。”“青苗:衣尚青。......妇人以青布制巾,如华山巾蒙首,……”“洞苗:男女俱衣青蓝布,好披蓑。……”“革老:男服青蓝布,女则长衣短裙。……”而事实上“穿青”这个人群集团内部也不能排除包含这些人群当中的一部分的可能。比较清晰地提到“穿青”这一人群的记载是清光绪《平远州续志.地理志》:“壬戌同治元年,穿青民及龙杠作乱。……时平远有穿青夷民,尚巫教,喜争斗,自龙杠名起,皆翁然从之。”然而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穿青”在此时已经成为一个确定的人群集团了。因为被称为“穿青夷民”的这些人当中,有的是支持汉人,而有的却是站在少数民族一边的。之后的史志对“穿青”记就越来越多。清宣统《贵州安南县乡土志.第一编.人类》里面记载道:“僮家,有里民子,衣尚青,又曰穿青。”民国《平坝县志.民生志》记载:“宋家系楚人,土人即专指宋家。”“宋家俗又呼为穿青,平邑此族尚多。”从“土人”、“宋家”、“里民子”等“俗又呼为穿青”、“又名穿青”等含混其词的记载到比较正式地被汉官府承认为是一个族体,其最早可考的记录应当是民国《大定县志.前事志》对“穿青”人群的记载:“(同治二年)苗匪袭据白泥屯,六月移据大兔场。……匪势益张,移扎水城之米乐。分苗民为大堂,竹(祝)万春、何玉堂为堂官;夷民为二堂,何五斤为堂官;仲家、穿青为三堂。以先生为尊称,以寺观为殿宇。堂官各率所属战守掠食,食尽则他往。”民国《镇宁县志.民风志.民族》第四种讲到:“穿青,其先与汉族不同,今则无异。惟妇女不缠足,著大花鞋,腰带头垂须一簇。此族又与凤头籍(又称凤头异、凤头鸡等,旧时对屯堡人的蔑称)异。”毕节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毕节县志.民族篇.蔡家人穿青人羿人》似乎也承认了名为“穿青”的人群存在的这一事实:“穿青人,旧志中少有记载,但民间称谓已久。”另一种可能便是据1955年《调查报告》所说,“穿青”是与“穿兰”相区别而产生的,它们都属于汉人内部的分别,是城乡之间的差别。但是在黔西北地区,由于汉人多占据城镇街场,所以城乡区别在当地人眼中几乎便等同于“民族”的区别。
    穿青人对于“穿青”这个称呼的来源则有着自己的传说。
    1、可能是来自江西移民的传说。说是穿青人的祖先居住在江西时,有条孽龙作怪害人,每年老百姓都给它许下童男童女祭祀之愿。祭龙的童男童女要穿青衣,梳“三把头”(穿青人妇女传统发式,详见本文第三章第一节“穿青人的服饰”)。后来有个道长灭了龙,人们才摆脱用活人献祭的厄运。新上任的一个地方官听到这件事觉得有趣,就叫老百姓重新装扮祭龙的童男童女给他看,他看了大笑说:“从此你们就叫穿青了。”
    2、可能是来自宋家遗民的传说。说是穿青起源于商朝,那时有八百阵诸侯共保商朝天子,按东南西北中分为五路,各方以一种颜色为代表,东方青色,南方红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中央黄色。穿青的祖先是东方诸侯中的一阵,军民都穿青衣,打青旗,居住在商丘。因封王无道,命天下民女都包小脚,以供他选用。商丘这阵诸侯不办,坚持护大脚和穿青衣。周朝时商丘被封为宋国,人民百姓仍穿青衣。后来宋国灭了,宋人南迁投靠楚国。虽然成了楚国的百姓,但仍然不改服色,坚持穿青衣就是表示对故土宋国的怀念。如此世代相传,就成了穿青人。这个传说和穿青人的一部分来自于水东宋氏土司治下的“宋家人”有关,而“宋家人”又托名来自于春秋之宋国,与“蔡家人”托名来自于春秋之蔡国、“龙家人”托名来自春秋的龙国是一样的。(以上两则传说材料来自于穿青人自我识别材料讨论稿)
    3、来源于吴三桂“平水西”的传说。据织金县以那镇七十一岁老人李成富(音)说:“穿青人”系洪武皇帝“调北征南”时到迁到贵州的江西人。穿青李姓入黔始祖为李代龙,李代龙生三子,名迁一、迁二、迁三。为什么要叫迁一、迁二、迁三呢?是因为为了纪念李家是从外省迁到贵州来的,要子孙不忘故乡,在异地他乡生活要更加紧密团结才能家业兴旺。但迁二却挑拨迁一和迁三的矛盾,迁三被迫搬迁到紫云县火烘乡,与苗族开亲(缔结婚姻关系),变为苗族的一支“黑苗”,因此“黑苗”亦称“汉苗”。只有迁一、迁二两支人成为“穿青人”。至于为什么会把他们叫做“穿青人”,李成富的解释是:当年吴三桂剿水西,在当地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人,“穿青人”的老祖宗为此向吴三桂求情免死。吴三桂答应了他们,为了区别这些江西迁来的人,便送青色小旗给他们,让他们插在门上,叫当兵的看到青色小旗的人家就不要再杀了。后因插在门上,也可能被人造假,又改为插在堂屋:仍然可能有诈,便做青色衣服,穿在身上,这样才不便于造假,此后这些人便被叫作“穿青人”了。
    应该说这些传说都是穿凿附会,很可能是出自这些汉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当中的文化人之手,但却被下层百姓所广泛接受。无论其根据是否可靠,在这些传说中加进了普通穿青人的想象与创造。这种作法在族群理论当中被称为制造共同的祖先起源的想象,但是由于穿青人的来源实际上存在不同,因此他们的共同祖源的传说也都不一致,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作为一群体的意识。
    还有一种我们认为比较接近于事实的说法是,明朝时外来的汉人中,有的是正宗的汉族,有的是长期与汉族杂居,丧失了自己本民族和民族特点,汉化了的少数民族。为了区别于“正宗”与“非正宗”的族别问题,汉族皆穿青色与兰色,民间流传着“穿青穿兰真汉族,穿红穿绿野狗精”的话。因为少数民族的服装鲜艳,饰有红红绿绿的各种花纹图案,被骂做“野狗精”。(陈星良(对夜郎研究方法的探讨》,新华网贵州地方网群"六枝,2003年11月21日)其实这个传说倒还接近于事实的真相。汉族的文化特质当中有着内敛折中的一面,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沉稳持重,表现在穿衣打扮上崇尚朴素平淡,与一些少数民族个性张扬、彪悍勇武,在服饰上色彩亮丽、琳琅满目形成鲜明对比。从这种说法可以看出,至少在某一个时期的一部分穿青人也是认为自己是汉族的一分子的。虽则他们穿青色衣服不一定是因为本身是汉族而历来如此,但在这里他们却做出了在服饰上与汉族相认同的解释,至于是否能得到“正宗”汉族的认可,就并不那么容易了。1955年《调查报告》当中就说道在一些地方,“穿青”和“穿兰”在争当“真汉人”,应当不是空穴来风。
解放前有一段时间“穿兰”骂“穿青”是“猴子”,“穿青”骂“穿兰”是“野狗精”,而“野狗精”本是汉人辱骂少数民族用语,作为被公认为汉人而受此骂名,也可作佐证“穿青”、“穿兰”确在争当“真汉人”。或者说,“穿青”一名是继“土人”、“里民”之后的另一汉化旗号,和“土人”与“客人”的对举相似,“穿青”和“穿兰”也是汉族内部人群的区别符号。他们的组织是松散的,聚合与分离是随意的,在利益效关的时候,他们便自认为是一个群体,而自认为同一群体的依据,就是他们被别人称为且也自称为“穿青”,换言之,就是“穿青”这个汉语称谓使他们有了认同感。在今天的调查中,很多穿青人表示,他们并不是要一个少数民族的成份而得到国家的政策照顾,而只是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叫穿青”,不能在他们身上改了别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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